与此同时，对于国家的种种危难，民间却有着别样的解释：据说当年秦始皇一心求仙，上天感其诚，决定将他收归仙籍。遂于梦中赐予净灵石助其成仙，并告知只要集齐十种蛊惑人性的极致欲望就可以开启净灵石的法力，凭此法力可操控万物的生死。可秦始皇急功近利，最终暴死在了成仙路上。因其欲念强烈，在死后魂魄凝集不散，统领着数十万阴兵盘踞于骊山地下王陵。这种异常的现象扰乱了自然运转规律，以至秦亡之后，地面上一直战事不断，灾祸连连。
边郡刚送来的鸿翎急报，一大队匈奴骑兵侵入云中郡，杀吏掠民，抢烧无度。刘启怒视着案几上的文件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样的消息他从幼年起就不知听了多少次，应对的方法似乎只有妥协，先帝在位时刘启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教训这群强盗？文帝沉默良久，只说了句还不到时候。高祖时天下初定，经济凋敝，多年的征战百姓已不堪重负，大家都希望过几天太平日子，那叫时候未到，可今天我大汉建国已有五十余年，国力远非高祖时能比，打他一次又何妨？父皇太优柔寡断了。年少的刘启得出这个结论后便暗自下定决心，总有一天我要重重地敲打这群强盗，树立我大汉雄威，让那些无名的觊觎者望而却步，全都臣服在大汉神圣的殿堂之下……可今天他坐到了这个位子上，才发觉当初的豪言壮语说的太轻了，威慑四夷的梦想又是多么地遥不可及。
至文帝时，当年高祖所封诸侯王经历了几代的更迭，血缘之亲已经十分淡漠，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，占据了东方的大片疆域，他们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权，再加上几十年的积淀，其国力之雄厚足以与朝廷抗衡，对中央权力的稳定和巩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公元前177年，匈奴犯边，文帝率军亲征，济北王刘兴居趁机作乱，反叛被镇压后刘兴居自杀身亡；公元前174年，距济北王的反叛只隔了三年，淮南王刘长又举反旗，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，刘长在发配蜀郡的途中绝食而死……
位及至尊，所有的人都认为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但这国土有多少是朕可以掌控的，这些臣子又给了朕多大的尺度来统帅他们？一想起东边诸藩王虎视眈眈的样子，刘启不禁打了个寒颤，沸腾的血液瞬时冷却了下来。他不得不承认，这大汉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在这些诸侯王的手里。“他们和朕留着同样的血液，但却个个怀揣匕首，只要你稍不经意，那刀刃就可能从你的后胸扎过来，身后有一群这样的亲人和臣子，还奢谈什么出击匈奴？”把这样一个忧患重重的天下扛起来时刘启才感受到了它的分量，也理解了当初文帝的沉默和压力。
刘濞暗中联系了被削除封地的楚国、赵国、胶东、胶西、济南、淄川等六国，声称皇上重用奸邪之臣，听信谗言，决定侵夺削弱诸侯国，所以才对诸侯王如此地严厉。现在的削地还只是朝廷削藩计划的第一步，如果妥协任其妄为，终有一日，今天的诸侯国将不复存在。说服了六国共同起兵，刘濞又派使者前往匈奴、东瓯、闽越等地，相约同时对汉用兵之事。意欲使朝廷多方受敌，增加最后取胜的把握。西汉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同姓诸侯王叛乱由此爆发了，史称“七国之乱”。
放弃了求和的念头，刘启任命太尉周亚夫为总指挥，率领三十六位将军迎击吴楚大军主力，派郦寄击赵，栾布击齐地诸叛国，并让窦婴驻守荥阳，监视出击齐、赵两国的汉军。吴楚大军向西攻取洛阳的途中遇到了刘启的弟弟——梁王刘武的拼死阻挡，吴楚大军破了梁国的棘壁，梁军又退守睢阳。与此同时，周亚夫率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，他不救梁国之急，却以轻兵南下，夺取泗水口，堵塞吴楚军队的退路，截断吴楚军的粮道，吴楚军顿时陷入困境，欲求速战。梁国坚守睢阳，吴楚大军无法越过，便向北来到下邑周亚夫的驻地求战，周亚夫据守不出。此时吴楚军中粮食已尽，士卒饥饿，多次挑战，周亚夫都不应战。吴军向汉军营垒的东南角调集军队，周亚夫却命令营中加强对西北方向的防御，不久，吴楚的精兵果然突袭汉营西北，因汉军早有防备，突袭以败告终。吴楚军中，士卒叛逃闹事饿死者众多，刘濞被迫撤兵，遁走丹徒，后被东越人所杀，楚王刘戊也于兵败时自杀，声势浩大的七国叛乱在起兵三个月之后即被平定。
接到吴楚联军“诛晁错、清君侧”的檄文，得知吴楚五十万大军正在朝长安开来，刘启慌了，晁错也慌了，虽然料到削藩可能激起诸侯王的揭竿反叛，但朝廷却并没有做应对的准备，况且吴楚诸国兵多粮足，若决心拼个鱼死网破，朝廷未必是他们的对手。这时，晁错想到了曾任吴相的袁盎。晁错平日为人“峭直刻深”，得罪了不少朝廷重臣，其中与袁盎的过节最深。如果晁错在某一个地方，那袁盎一定不会去那里，晁错同样如此。吴楚大军来势汹汹，晁错想奏请皇上杀掉袁盎，原因是袁盎曾收受吴王贿赂，欺瞒朝廷说吴王不会造反，现在吴王反了，只要杀掉袁盎就能弄清吴王到底想干什么。晁错的部下都不赞同他这样做，说吴王都已经反了，你再去对付袁盎还有什么用啊？袁盎这时已被贬为布衣，他知道这件事后，连夜拜见窦婴请求面见皇上，并献策给刘启，主张杀掉晁错，吴楚叛军的旗号并不是谋反，而是“诛晁错，清君侧”，那杀掉晁错，叛军就成了无名之师，即使不自退也一定会失败。在朝廷的多方压力之下，慌乱中的刘启决定处死晁错。吴楚联军不是说起兵是为了“诛晁错”吗？朕杀了晁错，他们该退兵了吧？晁错穿着朝服被腰斩于长安东市，刘启派袁盎出使吴国，告知他们晁错已被处死之事，并承诺取消对各国的惩罚，要求吴楚退兵。岂料已到暮年的刘濞宁折不弯，义无反顾地坚持用兵，且已自称“东帝”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刘启终于醒了，诸侯王们不是在闹脾气，他们认认真真地想夺自己的天下。而自己却愚蠢地杀死了忠心耿耿、一心为巩固汉室江山而努力的晁错——他的恩师和智囊。
吴楚兵败，诸侯王的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，刘启趁势削减诸侯封地，取消诸侯王对官吏的任免权和征收赋税的特权，规定诸侯王不再治理民政，只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，王国的地位这时已与普通的郡无异。到此，汉自建国以来的诸侯国问题得以基本解决，国内暂且归于平静……
刘启仿佛看到铡刀从高处重重地落下，老师残存的半截身子在地上滚动，鲜血急速地从他身体的断裂处涌出，流下了刑台的台阶，流到自己的脚下，爬上了自己的身体。刘启感觉自己的双手上浸满了老师的鲜血，那滚烫的温度传遍了他的全身，老师用死把他的决心和勇气传给了自己，让自己扛起大汉朝的江山，刘启彻底醒了。
楚汉之争时期，汉高祖刘邦为了分化项羽的势力，网罗军事力量，分封了许多异姓臣子为王，到公元前202年大汉初立时，迫于国内经济凋敝，百废待兴的局面，刘邦又不得不维持现状，继续分封有功之臣为王侯。可不久后这些异姓诸王纷纷起兵反叛，高祖刘邦逐一平定了这些叛乱，并在吕后的协助下，基本解除了异姓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。为了防止各地旧贵族势力叛乱，刘邦再次分封刘姓子嗣为王，坐镇地方以拱卫朝廷，且与大臣们立下了“非刘姓而王者，天下共诛之”的约定，史称“白马之盟”。后高祖崩，吕后专政，她不仅违背盟约封诸吕为王，还大肆迫害刘姓诸侯王，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专制皇权和诸侯王权之间的矛盾。
要巩固大汉天下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就必须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，彻底改变当今“尾大不掉”、“干弱枝强”的局面。身为两朝重臣，又是皇帝的老师，晁错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。他上呈《削藩策》，在策中说“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祸小；不削之，其反迟，祸大。”经过朝中的一番争执，晁错最终打消了刘启对削藩的顾虑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。起初以奸淫、卖爵等缘由，削去了楚国的东海郡和赵国的常山郡，将胶西国封地中的六个县收归朝廷，后又削去了吴国的会稽和豫章郡。朝廷如此大的举动引起了各诸侯王的恐惧和愤怒，他们开始感到不安。吴王刘濞预感到诸侯国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朝廷的削藩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，直到朝廷只需动动小指就可以把他们这些藩王压趴下为止，刘濞心有不甘。当年高祖迫于形势把他分封到这个民风彪悍，人烟稀少的蛮夷之地，即便如此高祖对他仍无信任，说他“有反相”，并当面告诫他 “慎毋反”，当然也没有给这个初建的吴国任何资助。从二十出头孔武有力的青年，到如今的耳顺之年，刘濞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倾洒在了这块土地上，使当初的蛮夷之地摇身成为了举国闻名的富庶之乡。 如今朝廷一句话说削就削，他们削的不是刘濞的封地，而是他的骨肉，就像当年太子刘启用棋盘砸死自己的儿子一样，兢兢业业为朝廷守边数十年，身上流淌着和刘恒刘启同样的血液，最终还是逃不过朝廷的宰割和诛杀。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，刘濞决定起兵做拼死一搏。
公元前157年，汉帝崩，太子刘启即位，尊先皇为“孝文皇帝”，其母窦氏为皇太后，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。后世将这段中华民族走向稳定繁荣的时期称为“文景之治”，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第一个太平盛世。但这都是后话，在刚登上皇位的刘启眼里，国家可谓是内忧外患，前途渺茫。
大家都相信，秦始皇死后，净灵石作为陪葬品埋入骊山地下皇陵。关于净灵石的传说吸引了各派人士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有人想长生不老，有人想君临天下……一时间，奇人异士齐聚关中，原本复杂的局面此时则显得更为混乱。长安城内亦是鱼龙混杂，朝廷监管乏力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
文帝曾采取贾谊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利”的策略，把拥有七十余座城市的齐国在齐王死后分为六个小的诸侯国，并将意欲谋反的淮南国一分为三，但迫于稳定政局、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局势需要，文帝对贾谊这一策略的实施也仅是到此而已，与这些羽翼已丰的诸侯王公然对抗的时机还不成熟，因此文帝在诸侯王的问题上采取了姑息的态度，诸侯国实力得到了再度膨胀的空间，皇权与王权的矛盾也一路走向尖锐，到刘启统治时期，东部六国旧地大多掌握在诸侯王的手中，朝廷与地方干弱枝强的局势进一步凸显。诸侯国中较为强大的吴国，依靠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，采铜铸币，熬海煮盐，充分运用水上交通的便利，使都城广陵成为全国知名的繁荣富庶之地，吴王刘濞不仅免除了国内赋税，并且原来法定的劳役也改由政府支付报酬，引得天下百姓商客无不争相前往。
